与阎真的对话:转型时期的精神逼宫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拷问(二)

http://www.hxonl.com 08-01-06 03:25:22 湖南作家网 繁体浏览

    聂茂:看得出,您对小说的结尾感到十分满意,您甚至对某报记者说:“就凭这个结尾,我想也能得奖。”的确,小说的结尾才真正称得上对良知的拷问,而且这种拷问是这样深刻而充满锋芒:“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说真的,读到这段文字,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为您的才情感到敬佩和妒嫉,另一方面,又为您过于挥霍才情感到惋惜。因为,小说中类似的提炼和升华还有很多,我并不看好这种表达方式。说到底,这种明显的带有作者哲学理念的抒写不仅收缩了文本应有的精神空间,而且给整部小说打上一个可疑的标记。正如法国小说大家加缪指出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但是,“只要哲学漫出了人物和动作,只要哲学成了作品的一个标签,情节便丧失了真实性,小说的生命也就终结了。”换句话说,过分的理性色彩和哲学化,挤兑了读者的思维空间,作家成了教父,读者成了迷途的羔羊。您一定不同意我这样的观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好吗?

阎真: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艺术处理的技巧问题。我在大学教“小说艺术”这门课程很多年,非常明白艺术含蓄的重要性,小说过于理性,总是一种艺术的缺陷。对这个问题我也很矛盾。毕竟我的小说不是写给专门的批评家看的,主要读者还是普通知识分子,他们的艺术想象和敏悟能力都不如批评家那么高,把有些思考说到位,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一般读者,很难要求他去再创造,留下的空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空白了。在这种矛盾中,我还是选择了向普通读者倾斜,我对他们的理性概括力或者说艺术再创造力不是很有信心,含蓄会减少思想冲击力度。这样处理之后,在艺术上是有遗憾的。我曾对小说的责编说,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在重版时让我删掉几千字。责编说算了,就把这当作小说的一个特点吧。从艺术上来说,这样处理可能有过于饱和的弊病,但从读者认同来说,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很苦恼,苦恼之后还是决定照顾一般读者的阅读要求。

聂茂:您在小说中总是关注社会环境和命运遭际对于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而且,特别强调生存本身的重要。这是否跟你人生的际遇有关?比方,您在加拿大留学时,给别人洗过碗,当过厨师,或者作过装饰工,这当然是生活所迫。您据此认为:当食不裹腹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抵不上一顿早餐。果真如此吗?您的作品力图写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您不仅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理解他们各自的生存理由,虽然这种理解是那样沉重。但是,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人的欲望分为需求(needs)和欲求(wants)两种。前者是为了保证生存和繁衍而产生的生理性要求,是有限度的;后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优越感而产生的心理需要,是无止境的。显然,文学创作是欲求而不是需求,它是一种“替代性满足”。您是否觉得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与您创作上的精神走向形成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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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阎真 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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