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王跃文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有思想的作家，这些年，他用一系列卓有影响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为人低调，处事温和，创作勤奋，做事扎实而认真，在同事和朋友中有很好的口碑和亲和力。面对文坛的纷杂、喧哗与骚动，他气势闲定，沉稳从容，从《秋风庭院》到《国画》和《龙票》，再到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清相国》，他每走一步都试图创新和超越自己。跟这样一位作家进行对话是我渴望已久的事情。2006年冬天，是一个没有下雪的冬天。我选择了一阳光灿烂的上午，在岳麓山下的一个雅致的咖啡厅里，跟王跃文进行了一次长谈。窗外人流匆匆，车流如水。我们就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和审美态势，生活之真与艺术之真的内在关系，寓言化小说的文本特征，以及消费主义时代作家创作的精神诉求等等，进入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以下就是这次对话的具体内容。我将它整理在此，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聂茂：我最近在《文艺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湖南作家群体的创作现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疏理，其中在讲到您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短短几年里，王跃文就向全国读者捧出了《国画》、《梅茨故事》、《西州月》和《官场春秋》等精品力作，他的作品注重官场生态环境，写的大都是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流，司空见惯，却又鞭辟入理，把政治文化的本质和生活中的繁华苍凉、精神之累和世事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颇具惊世、警世和醒世意义。”您认同我的这个评价值吗？不少评论家把您的小说纳入到所谓的“官场小说”来解读，您颇不以为然，您更认同自己的小说是一种“政治文化小说”。那么，在您看来，“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小说”在创作表现和审美态势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王跃文：我大体认同您的评价。我之所以不认同我的小说是“官场小说”，是因为如果仅以一个作家采用了什么题材，就把他的小说称为什么小说，这是一种很粗陋偷懒的提法。我更认同我的小说是一种政治文化小说。所谓政治文化，我觉得是指一个民族对政治的一种共同心态，是这个民族在政治方面一种共同的主观取向，它具体包括了对政治的价值观、对政治的态度和感情。它是历史的，延续的，所以也是现实的。当然，到底如何给作家的创作进行概括的分类，也是您们评论家的事，作家们大多对此不太关注。不过说到所谓“官场小说”，更多的是媒体用语，对此进行学理层面研究的不算太多。

但是中国，由于特定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人们习惯于把政治等同于权力，把政治领域等同于官场。简单置换一下，官场就是权力领域，而权力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能实现对利益的兑换。人们追逐利益，必然追逐官场。所以，政治文化小说热门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权力意志和权力的崇拜。这种心理在中国有着古老而深厚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权力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一点从中国由来已久的“清官理想”，对“青天大老爷”的企盼就可见一斑。

传统意义上的官场小说更多的只是一种谴责小说、暴露小说、黑幕小说，它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针对性、影射性很强。比如晚清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曾朴的《孽海花》。这类小说主要为了满足人们对官场内幕的窥视欲，揭露官场黑暗，发泄对官场腐败的不满，当然，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我个人认为，影射小说的品质不高。

政治文化小说却并不着重于暴露，或者揭示黑幕，更重要的是它书写官场这一特定领域人生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处境，它从官场这一角度来表现人的共同处境和命运，是对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心理中权力焦虑的一种切实而生动的表达。它比所谓“官场小说”切入更深，拓展更广。

聂茂：事实上，关于“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小说”的不同，我想您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能说明问题。这篇小说的开头写的是地委书记陶凡在自家小院里很惬意地打着太极拳，并对“村野农舍”式的小院进行过细致的描绘；紧接着就讲了地委秘书长张兆林、行政科龙科长以及陶凡本人对于“村野农舍”不同态度。而小说的结尾是退休后的陶凡“终日为这里的环境烦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年老了，本来就有一种飘泊感。这里既不是陶凡的家乡，也不是夫人的家乡。两人偶尔有些乡愁，但几十年工作在外，家乡已没有一寸土可以接纳他们，同家乡的人也已隔膜。思乡起来，那情绪都很抽象，很缥缈。唉，英雄一世，到头来连一块满意的安身之地都找不到了！”这里就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认同，是乡愁式的，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愁，它拓展了乡愁的精神内蕴和情感指涉。不知我的这种阐释对不对？另外，据说王蒙讲您的《秋风庭院》有黄昏之叹、但又不令人满足。那么，您认为，王蒙所说的“不满足”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王跃文 聂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