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皮影戏形成于明朝万历（1573-1619）年间,旧时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流行于长沙、湘潭、浏阳、望城、宁乡等地。

    长沙皮影戏用湘剧和花鼓戏唱腔,一般为三人班,3人都具有吹打弹唱的艺术能力。演出方式有整本和散句之别：整本的节目主要有《封神榜》、《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等；散句的节目有《五更劝夫》、《山伯访友》、《小姑贤》、《哪吒闹海》等。艺人在演这些散句时,必加杂戏,即选取一些发生在观众中的趣闻秩事,编排成戏,插在中间演出。

    解放前,长沙庙宇甚多,大庙及会馆都建有戏台。在这些地方,长沙皮影戏常演寿期戏,如二月初二的土地戏,三月十五的财神戏等。另外,在街巷乡间,如某家失火,就演两本影子戏以谢火神；农村秋收后,就演“禾苗戏”。农闲时,就演整本,一家一本,一个屋场连一个屋场,连续演一个多月。

    由于长沙皮影戏制作和演出简单,戏中内容又多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因而深受城乡群众欢迎。目前,长沙地区尚存皮影戏班100来个,艺人400人左右。

    据稗史所载：“汉武帝因李夫人之死,思之不置,有齐人少翁者,自称有术能致之,帝召之入宫,乃设帐张灯,帝则坐他帐望之,仿佛见李夫人之像,由是之后,即有影戏。” 据此记载判断：当时虽仅有“影”,尚不足以称“戏”；但“设帐张灯”的方法,则显然已是“影戏”之滥觞。“设帐”,即差似今日影院之银幕；“张灯”实无异于今日之有放映机。从“皮影戏”到“电影”,时代虽相距在千载以上,但渊源有别,在形式上可以说百分之百是一脉相承的。

   “皮影戏”萌芽于北宋时期。

    据《都城纪胜》一书指出： “凡影戏乃京师人初素纸雕簇,人物禽兽,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伪参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予以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也。”

　　《都城纪胜》是北宋时“耐得翁”所著,他的文中有可注意者两点：

　　其一是“初以素纸雕簇”,大抵与“走马灯”的情况相似；之后才以“彩色装皮为之”,从“纸影戏”进展而为“皮影戏”,形式上就更为相像了。
　　其二是提到“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可知那时候的“皮影戏”,不仅有人物动作,并且还有说故事的“旁白”；也就是“皮影戏”与彼时开始流行的“宋人话本”,实际上已经互相配合,结成一体。

　　“皮影戏”之萌芽于北宋京师,除了上述的记载之外,另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也有较具体的叙述。他说：“崇观以来,在京师瓦肆的技艺,计有童十五、赵七、曹宝义、朱婆儿、没困驼、风僧哥、俎大姐、丁义、瘦吉等弄皮影戏。”

　　《东京梦华录》是宋室南渡后追忆汴京文物制度盛况的作品,上面一段记述,连到“皮影戏”演出者的姓名也斑斑可考,此一资料实在非常珍贵,它使我们知道：北宋时期的汴京,已有不少“皮影戏”的独立制片家了。

　　此外,同时的私人笔记,还有许多提及“皮影戏”的。如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二十,有曰：

　　“更有弄影戏者．．．．．．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 周密的《武林旧事》卷二,有曰： 　　“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竟集,如绯绿社（杂剧）、绘草社（影戏）,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三月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之盛,大率类比,不暇赘述。”

　　前者说明宋室南渡以后,影戏已随宋室之迁移而流行及于杭州；后者则说明了当时民间庙会举行之时,影戏演出的普遍,并且已有“绘草社”的组织,无异今日之有影片公司的设立了。

　　《武林旧事》卷六,复有如下之记载曰：“诸色技艺人,计有影戏贾镇、贾雄、尚保义、三贾（贾伟、贾仪、贾佑）、三伏（伏大、伏二、伏三）、池显、陈松、马俊、马进、王三郎（升）、朱裕、蔡谘、张七、周端、郭真、李二娘（队戏）、王润卿（女流）、黑妈妈。”

　　这一份名单,记述尤为祥尽,其中王升、王润卿之名,亦见之于《梦梁录》。王润卿与王闰卿,想来当是同一人。弄影戏而有“女流”主持,岂不就是前辈女明星？根据以上的种种记述,可以窥知南宋时期的影戏班子,其阵容已相当庞大,并且在戏剧圈子里占据着“正统”的地位,是极受一班人重视与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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