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我在陇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了一遍，今日之所见，依然是石窟比比，佛寺纷纷。佛教中国化、世俗化之特色在天水得到了集中而又浓重的体现。当然这其中最为精彩之笔是在闻名遐迩的麦积山。

    一场微雪将麦积山装扮得十分素洁、典雅，而又愈加神秘莫测。未落叶的金黄而细腻的柳与已落叶的黝黑而虬劲的栎披着雪交杂在一起。山头没于薄雾间，蒙蒙胧胧；流云挂于山腰上，飘飘袅袅。石窟栈道镶了白边抢眼的经纬与山间屋宇铺了银瓦夺目的网格，勾勒出宛如仙景的神奇轮廓。

    山寺中绝少游人，我拾级上下，徐徐浏览。或许是天气给了我一种柔性的心态与视角，我似乎一下子读到了麦积山石窟寺的真谛。这里没有狰狞、没有恐怖，甚至绝少威猛。悠悠然一千六百余年居然不约而同地造出了一个层层叠叠错错落落的女性世界，慈航在渡，温情绵绵。从北魏晚期佛陀的“瘦骨清像”，到西魏北周菩萨的“曹衣出水”；从隋唐胁侍的丰满圆润、端庄修秀，到宋代供养的秀丽纤巧、飘逸流畅；无不如此。特别是唐代散花楼（七佛阁）中低眉凝眸，恬静妩媚，含情带笑，优雅纯朴，活泼天真，抑郁忧沉的众多丰姿，与44窟“东方蒙娜丽莎”那神秘一笑，更具摄人魂魄的魅力。

    对于麦积山及其独特的佛教品格，天水人不单非常自豪，而且常常自诩：“秦州文旗一弯月，长安八水个个影。”意思是，佛风东渐，到了天水麦积山（又名文旗山），已如一牙新月升空。然而再向东传，到达长安后，便判为大乘八宗，那恰似在长安周边的八条河流中投下了八个影像。这种说法妥否？当然可以作为一个论题供僧俗两界与佛有缘的人来争鸣。但是有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必须承认的：佛教沿着古丝稠之路向东传布，经过约300年的“容受期”（佛学界一般都认为，佛教东传中国“容受期”大约三个世纪，即从公元3世纪初到5世纪末。所谓“佛风沿丝路西来，凡三百载，大乘之法几成国教矣。”），在隋唐之交开始判教分宗。最后形成八大派系，称“汉传八宗”。即：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法相宗（慈恩宗）、禅宗、律宗、密宗。由于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八宗的六大祖庭皆分布在关中一带。

    这让我想到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偶像意识演变的奇特现象：在“容受期”中，中国信众崇拜的偶像是释伽牟尼，这和周边崇佛国家是一样的；盛唐之后，主崇渐渐变成了弥勒，这与信众把福祉托给“未来”有关；再后来，便是观音菩萨满天下了。渴求慈爱的女性化倾向，扮靓了佛教世俗化的最后结局。在麦积山我没有见到更多的观音造像，但是，这满山温文尔雅顾盼着我的佛、菩萨、胁侍、飞天、供养，已经预示了如“恒河沙一样多” 的观音到来。很多专家认为，麦积山石窟的特色，在于其属于民间开凿。在我的佛像审美视野中，民间性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女性主义。

    宽容往往同柔性结伴而行。佛教丛林在天水原不只麦积山一窟一寺。还有大象山、仙人崖、水帘洞、木梯寺等名窟以及兴国、南郭、渗金等大寺。我除了在麦积的清寂中领略了柔性，在其他处的熙攘中也感受了宽容。在大象山的那条“象脊”上，儒释道三家的建筑，虽然“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但与信众却共襄方便。庙会之期，三教九流，云集一山，山门前一柱黄香便是一场全堂水陆法会。而在仙人崖石窟的灵应寺中，我则看到释伽牟尼、老子与孔夫子共享一炉香火。在天水市中心秦州区有三座古刹：伏羲庙，祀“一画天开”的人文始祖伏羲；南郭寺，祀“得大自在”的佛陀释伽牟尼；玉泉观，祀“义法混元”的三清道尊。三刹相和日久，寿比南山。让人惊诧之余，我犹为中国古代思想精神的宽容博大而喟叹。可喜的是孕育于古丝路上的这种伟大情怀，能够越过陇山继续东传：在宝鸡，神农炎帝之祠与供奉释伽佛指舍利的法门大寺共沐陇东；在西安，轩辕黄帝之陵与慈恩寺的大雁浮图同照关中……和谐之光，穿越古今，遍及寰中。

    历史上，宗教传播的身后总是留下片片血迹。就是纵观今日之世界，极端宗教主义依然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唯独中国，在如此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在如此辽阔的地域幅员内，各种宗教能够相处得如此和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奇迹。

责任编辑:罗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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