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时间当中，有许多邀请是请我去参加演出。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活动我一律拒绝。演出也不例外。没有时间，没有心境，何况……也没有衣服穿。

　　每次参加活动还不够我累的，总是东拼西借，花上半天时间打扮，再不就费尽心思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配出花样来。等收拾得差不多了也就快累死了。而且每次都提心吊胆生怕“漏馅”，不仅自己狼狈，周围的陪同人士也替我出汗。难怪李秀明有一次对我说：“我再也不想应酬，也不想出国了，太难堪了。”

　　演出也是一样。我也没有演出服。再说，我是电影演员没什么可演的。不去不去不去。全部电话一概不接。

　　可是，全国各地邀请我演出的电话、电报仍然络绎不绝。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来请我去演出的，地点是河北邯郸。我生硬地告诉他们不去，态度十分恶劣。他们没有冒火。仿佛我的反应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他们说这台晚会请了当今中国的所有名演员，接到的任务是一定要我出场。我坚决、果断地频频摇头。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人突然说邯郸演出可以一场给我报酬五十元。五十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并且四天演二十五场。”那人继续说。二十五场，每场五十元！我脑子里虽然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心里已明白这是巨额财富。

　　最近文艺界正风闻有演出团私下拿报酬，每个演员每场二元，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二元已经太多，没想到现在给我的价钱是每场五十元。

　　五十元是不少，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可是我演什么呢？又没有衣服穿，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再说我正在拍戏，还是大主角，摄制组肯定不会放，就是我点头答应也白搭。

　　“不去。算了。”我又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送客。那个时候，金钱的诱惑力对我来说还没有那么巨大。“我们明天再来。”他们两人走了。

　　我照样拍戏。照样烦躁。照样贫困。照样想吃鸡却没有鸡吃。照样打我的地铺。

　　他们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来了。一见他们，我又摆出冷若冰霜的样子。前天的谈判我已忘了。心里最初的一丝悸动已荡然无存。任性的我什么事只能趁热打铁，几天之后黄花菜全凉了。

　　他们继续顽强地说服我。累断了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仍旧摇头、摇头，头晃得像一只拨浪鼓。晃得我自己的头都晕了。他们没有停歇，快速而坚定地告诉我说当地可以给我每场一百五十元，只要我同意去。我停顿了两秒钟。

　　在重赏之下没有人能保持沉默。我立刻点头答应了。

　　然后我们坐下来讨论细节。怎么去？更重要的是钱怎么发。由于每个演员都是五十元，就我一个人一百五十元，保密工作要严而又严。最后，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假期了。哪一天可以去演出？加上来回路途一共要六天的时间。我告诉他们听我的通知。

　　他们走后，我躺在床上假寐了一会儿。脑子里兴奋莫名，心跳得一塌糊涂。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这算不算是不义之财？我该不该拿呢？

　　可是不管怎么说，钱也好，这件事本身也好，对我都充满了刺激性。我跳下床，去找副导演。

　　副导演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平时我们私交很深。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最后着重强调说是“有——钱——的”，让他务必帮忙把我的时间排开。我知道这让他十分为难，可是我非去不可。在我死乞白赖的纠缠下他终于勉强答应了。

　　火车向前开。轰隆！轰隆！与每一次坐火车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参加演出的演员们，挤在一个个的软卧包厢里，促膝谈天，兴高采烈。许多伟大的开端都是平凡而普通的。

　　十几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次的邯郸之行，总觉得其实那列火车是载着我们奔向阿里巴巴装满宝藏的山洞，在邯郸的演出中我们齐声唱出的是那打开宝库的咒语：“芝麻，开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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