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语录里提到过一个词叫忧郁的胖子，那个段子对此是极尽调侃的自嘲。今晚在British Council的主题活动，竟真切见到了忧郁的胖子（ps在此无任何不敬之意）。那是一位热衷于旅行的诗人，不知可否称得吟游诗人。许因对诗人的成见，窃觉他的眉宇间隐约透着忧患。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实在听不明白他吟咏的内容，只捕捉到一些零碎的单词，猜得几个意象，然而浑厚低沉的嗓音，诵读诗文时气韵游走、内力深厚的样子，倒教人想到金大侠笔下的一灯大师。

　　回来后与同学聊及活动内容，提到邀来的是位诗人，同学菀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诗人成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名词。很久以前读到过一句话说，神是不能从神龛上走下来的，否则神受不了，人也会受不了。诗人不比神，却似乎仍然有必要散发出圣洁的光华，或者不食烟火，或者须髥飘逸，或者清明羸弱。就好像，诗人应该存在于遥远的年代或地域，可以在诗集里文字里，但就是不能出现在生活里。

　　当代人对诗人这个群体另有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文人中遭人轻视的也往往有诗人。有人戏说，当不成作家的人大多转行做诗人了。仿佛愈是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诗”，便愈是可称作诗人。显然这是因为三流诗作甚至伪诗作行其道而引发的群体误解。相对其他文体，诗确是鲜有雅俗共赏的特性，或许也较难契合大众，但这并不意味着背离大众是诗歌创作的诀窍。

　　况且，由于国学的博大精深，被拿来作比较的，尽是大浪淘沙后的积淀，众人琅琅上口的，都属于各代文化的精粹，这也实在有些苛求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诗人们了。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才可能有佳句传世，虽然任何时代，精英永远是少数。盛世与否，其实区别在于精英的多寡。同样，作品需要时间的挑拣，待主体已经消解，后人的评价才会渐渐明晰，趋于本原。

　　社会对诗歌欠理性的理解，对诗人微妙的偏见，暗合了国学的式微。在街上看到过一种bar，有诗人俱乐部的字样。暗自揣度那些前来探讨诗歌的诗人们，会不会在进门时有偷偷的羞赧。

　　等待活动开场的当儿，在对面的贝塔斯曼正好翻到孔庆东对钱钟书《说笑》一文的评论和详析，读来有上语文课的感觉。前几日还感叹书念久了，中文反倒越来越不堪。突然挺怀念以前的语文课。大学以来便再没完整背过一篇古文，想高中时每日半小时的晨读，除去偷溜去早餐的时间，在背单词之余，竟也记了些名篇诗歌，颊齿颇有余香。

　　如果说读到大学这分上，不打算靠国文吃饭的话，母语是够用了，应当多花点时间学些谋生、立业的知识。顺着这个思路，外文的强势就理所当然了。即使说对于大学生而言，国学的深入已经可以脱离别人的引导而继续下去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社会对国学缺乏热情。不说重视，“重视”这个词未免功利。有时候想想，也挺为国文难过。

　　某听众提问时涉及写诗够不够谋生，这是个相当真诚的问题，然而在这样的场合问一位异国的诗人，不知其在场的他国人会不会和我一样感到不自在。我一直以为“诗人”不是职业属性，而更接近于爱好。通格律知平仄的未必成其诗人，反之亦然。如果说牧师是与神对话的人，那诗人则是倾向于与自然、人类内心对话的人。

　　尽管有民族的差异，文化的鸿沟，但在涉及人类最本质的感受时，往往是相通的。翻译者的存在便是基于这种相通。很多人探讨过翻译与再创作的话题，严复主张的“信达雅”算是比较平民化了。

　　美国诗人Robert Frost 说，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说得很耐人寻思，尽管他的诗又被译成了其他语言。其实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世界化传播有隐隐的担忧，直到前几日读到旅英学者赵毅新的一段文字才理会到个中缘由。

　　那段文字大意是说：中国诗的格律，与西方诗相去甚远，难以仿照。中国诗只有一百多个韵部，而英语有一千五百多，所以中文押韵要容易得多。如果中国诗译成英语，押韵就成了险韵，而如果过几行就换韵，就难以一韵到底。译诗容易显得做作。

责任编辑: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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